———— 发布时间:2024-08-01 编辑:凯时k8娱乐唯一官网 阅读次数:————
在中国人手中舞动的“龙”,是中国传统佳节中常见的传统舞蹈,它的龙体道具融书法、绘画、剪纸、刻花、扎纸、雕塑、表演艺术等于一炉。新春佳节将至,又适逢甲辰龙年,华夏大地上的龙舞将分外喜庆,更加欢腾。
在我国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中,传统龙舞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节庆期间一道不可缺席的文化大餐。
前段时间,吴露生频繁前往湖州市长兴县,为的是应邀配合传承人复排浙江省非遗传统舞蹈《鸳鸯龙》。作为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特邀研究员,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传统舞蹈专业委员会主任、专家组长,他40多年来对各地的传统龙舞展开过深入的探访与研究。
《鸳鸯龙》舞又名《青草坞双龙》,逢年过节或祭祀祈福时都会出龙。舞中雌雄双龙被赋予了人性和情感,演出时人龙合一、刚柔并济、情感互动丰富,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景。据悉,大年初一凌晨,这条江南的“鸳鸯龙”将会腾飞在鸟巢、水立方前的广场上,依据气象局提供的数据精确到分秒,迎接照向北京的第一缕曙光。这应是第一支向全国人民拜早年的中国龙。
日前,《中国收藏》杂志记者邀请吴露生做了一次专访,通过他在非遗领域的深入研究和观察实践,相信会帮助公众对这些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非遗龙舞产生更生动立体的认知,体会到中国人齐心协力、昂扬向上的龙腾精神,从而由衷地为他们的表演而喝彩。
吴露生:传统舞蹈是非遗的十大门类之一,“龙舞”即我们常说的舞龙,是传统舞蹈门类中的重要种类。龙舞在传统舞蹈中有着最广泛、最深远的影响力,在神州大地、江南塞北普遍存在,一些中国传统节日都少不了这一吉祥、欢快的庆祝形式。全国各地有成百上千种龙舞。喜迎龙年,各地的“龙”都已开始翻腾起来了,其形式种类的多样性、受众的广泛性是任何其他民间舞种都无法比拟的。
吴露生:放眼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林林总总的图腾 中,不乏有动物、植物与其它自然物体的图腾。龙图腾在上古时期并没有确切的形象,但在嬗变中形成了渐趋共识、如今大家都看到的龙的形象,其精神内涵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了亿万人民精神中的内聚力。龙已成为了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符号,寄托着民族的情结,也联结着海外华人的情感。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所以大家都为此感到自豪、奋发,所以也格外热爱以龙为主题的文化艺术活动。
《中国收藏》:我国幅员辽阔,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那么各地的龙舞又呈现出怎样不同的面貌呢?您不妨举几个例子。
吴露生: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龙舞也各有特色。以浙江省为例,一省之内就有近千种龙舞,《浦江板凳龙》《奉化布龙》《长兴百叶龙》《开化香火草龙》等9个国家级非遗龙舞项目。
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奉化布龙》是全国颇有影响力的代表性布龙龙舞之一,往往由7、9、27节甚至更多节组成。特点主要是速度快、套路多,如今从传统的20多种套路发展到200多种。其中不少还被国家体育总局纳入舞龙比赛的规定动作。
浙江东阳、浦江都有板凳龙,由成百上千条板凳组成,可谓是全村家家户户都扛出长凳来接龙,凳板上还有造型各异的工艺彩灯。龙身很长,往往龙头舞到了城里,龙尾还在村里;也有挂山龙,龙头舞到了山顶,龙尾还在山脚下。
湖州长兴县除了鸳鸯龙,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百叶龙。龙舞的龙身由800多片荷花瓣组成,表演时满池“荷花”在短短几秒钟内突然变成一条冲天而起的龙,让人备感惊艳而独具风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国家级非遗项目长兴百叶龙在广场彩排。(摄影/马毅行)
其他地区的龙舞也非常丰富,极具地方特色。重庆铜梁光一个县就有20几种龙舞,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蠕龙”和“火龙”。如,大蠕龙长达50多米,由24洞龙身组成,寓意着24个节气。舞者或腾跃,或翻滚,时而缓慢蠕动,时而快速变换,以大龙体、大场面、大套路、大变化,凸显出“大”的气势和热烈的情感。火龙已成为重庆的一大文化符号,表演时以1500度到1600多度的铁水打出金色火花,龙身附有浇灌桐油的棉花用来引火,夜色中漫天火花缤纷,人在龙中舞动,场面非常壮观。
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城步吊龙也特别。而之所以叫吊龙,是因为包括龙头在内的十二节龙身并不直接由高竿撑起,而是通过钩子和绳索,悬垂在竹竿上。因此舞动时显得格外灵动轻盈。悬起吊龙的竹竿长短不一,最长的高达7米,高举时如上云天,贴地时似翔浅底……
总体来看,南北不同民族、地域中的文化差异在龙舞中也有所体现,一般来说,北方龙舞有着不拘小节、粗狂豪放、恢弘大气的风格特点;南方龙舞的形式则更加精巧,情感更加细腻。我们将看到,龙年在神州大地翻飞的各种龙舞,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与民间高手的无穷智慧。
吴露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40多年间我参与了不少传统舞蹈的调查、研究、保护工作。在非遗保护中,我觉得有些地方还存在着一些令人叹息的误区,如不少非遗的资料资源仍深藏于档案库中,被束之高阁,只是偶尔临时性地拿出来进行程序化的展示。也有走向另一种极端的——彻底改变改造了非遗的原生性面目,而以所谓“现代意识”信手涂鸦,无知无畏地对非遗进行大胆的“创新”,让文化遗产面目全非。如此等等。
另外,让我感到很可惜的是,还有一些被误指为是“封建迷信”、实则是民风习俗的文化遗产被抛弃了,相关载体也令人惋惜地消失了。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第一章“总则”第一条就提到了“保护”和“保存”两大关键词。 因而不应先入为主地给传统文化下定论,而宜通过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专家的研究,去思辨出是糟粕还是精华的结论。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传统文化遗存下来的东西保存好,至于如何去“扬弃”,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然是我们要去积极思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吴露生: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非遗的传承脱离不了“人”,需要靠传承人谱系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与传承群体的口授身传。不少非遗项目已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如果脱离了人就无法保存和传承,很快就会彻底消失。把握打开保护和传承非遗总开关的那把钥匙,其实只在传承人手上。
我有一些传承人朋友,他们告诉了我一些心里话,从他们的心声中我感到,如今,国家已给予了国家级、省级传承人一定的制度与经费保障,但在总体向好的情况之下,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努力,如让传承人(群体)掌握话语权就是关键的一点,他们不想只坐冷板凳,成为点缀活动或会议的“花瓶”。现在一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话语权往往只在地方官员和乡贤或非遗专家那里。传承人(群体)应是主力军、是实在主体。
当然我并不否认社会各方面的各种能动作用。另外也有非遗传承人感到“后继乏人”。有一次乡间座谈会中,我问到一位非遗传承人是否有徒弟,他说有;我又问您徒弟是否拜您为师过?他说:“我也不知是徒弟来拜师父,还是我师父去拜徒弟?”他接着说,他倒是经常“拜”徒弟,“求”徒弟多学一点。但徒弟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他们认为学非遗“没出路,还不如去城里打工赚钱”。
因此,我深感非遗的活化传承不能只停留在国家制度保障的层面,还要我们从观念上、实际的操作上加强非遗传承人的“主角”地位,保护他们的主体性,并为他们提供分门别类的市场活化或给冷门绝学以更多经济上的保障和扶持。
《中国收藏》:您在传统舞蹈的创新上也有不少经验,那么如何创新才是符合当下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
吴露生:国家大政方针强调的是“守正创新”,在我看来,需先“守正”,再“创新”。“创新性发展”不同于“创新”,“创新”是指生产或者制造新事物的人类自主行为,而“创新性”就文化传承行为而言,是面对既有文化内涵按照陈旧表达形式,分梳出其中时代特点和要求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并对其进行改造,旨在激活其生命力而实现转化。
龙年话龙舞。 正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与中华子民对文化多样性的需求,使得古老的远行抵达了今天。 龙年全国各地的龙舞一定会更加五彩缤纷。 我想只要我们更好地守正创新,让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使老百姓的审美理想开枝散叶,龙舞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系上,将会绽放出更多更美的时代文化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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